宁宗一师谈来公“古稀变法”，提到了“心史”。他在《从对接到契合：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实录》一文中指出，可以从心灵史的角度来关照先生的写作和研究。
何谓“心史”？非一族之史，非一国之史，而是以个体写史，即以文化个体性写史，这就要求有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以往写史，以史官文化，或官本位，或民本位，惟太史公司马迁能以文化个体性，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高举他的文化个体性，而“一家之言”者，即“心史”之谓也。
先生之“心史”，便根柢于此，得“太史心传”也。当其少年读史，即从《太史公自序》读起，“自序”者，心史也，太史公之于先生，真可谓“以心传心”，读到晚年，作《<太史公自序>讲义》，尤可见其欲总结太史公心法，授业学子，传之于世之心。
先生治史，始于辅仁大学期间，然其史学启蒙，自有家学渊源，祖父来裕恂，受学于杭州俞曲园，与章太炎同学，在学术上，一如章太炎，不但自立于中西之学的高端，而且自成一会通局面。
先生5岁，由祖父开蒙，那是他最早的太史公。
及至辅仁，陈垣师继以史学启蒙，以太史公的“心史”——《自序》，为其史学入门之根本，开启了他“心史”源头。从此，有如太史公灵魂附体，不尽苦难亦随之。
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治史，留下“心有余悸”四字。2002年，当其80初度时，他回应诗人邵燕祥对他的批评，说：“善意诤言、痛切陈辞，击中我思想上尚存‘心有余悸’的要害。”
一句“心有余悸”，乃其“心史”之流露也。
先生治史之初，适逢国难，日寇进犯，其时民族意识觉醒，而有抗战爆发，先生为一少年，虽未能执戈前卫，却追随陈垣师在烽火岁月里治史，垣师认为，敌欲亡中国，必从灭我民族历史文化下手，只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仍在，中国抗战就不会失败。
垣师治学，本重考据，夫“考据”者，留住文化的根也，中国有难，则考据兴焉，以考据治史，以史学抗战，守住立国之本，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均发端于此。然而，究竟是什么使一青春焕发血性飞扬之少年，于天下兴亡时，来为此抱残守缺老吏断狱之考据呢？
还得回到中国考据学的传统。当年那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开山顾炎武，就以之来担待天下兴亡，用考据学开了个民族抗战的头，而章太炎，则从考据学走向民族革命了，先生有幸，被垣师带入这传统中，最有血性的人，往往最深沉，坐冷板凳算什么？蹲牛棚也没关系，只要守住考据学的那一点初心——留住文化的根就行。
从少年到老年，先生历经劫难，一直守护着，打断骨头连着筋，手稿失而复得，一损再损，也动摇不了他那初心，用了整整一生，守护那一点觉醒的心灵史的萌芽，让它在内心里开花。终于结果了！两部大作，以毕生心血汇补，可谓多灾多难，始逢国难——抗战，遭遇内乱——文革，而终成于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中国文人心里，大都有一个文艺复兴梦，那就是唱着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调，或如太史公所言“成一家之言”。若以张载说的作为“宋学”的风标，那么太史公所言则踩着“汉学”的高跷，先生读史入门，所见第一景观，便是“汉学”的高跷。
太史公一言，影响了他一生，成为了“来公心史”的开端，适逢国难，又经内乱，加以太史公本人那千年悲苦的余韵，郁积于一美少年之心，故其“心史”历程，一开始就有了“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悲情，心头几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却始终立着太史公留下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汉学高跷”，那里有着我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的根，要结出文化个体性的“自由之思想”的果，可无人知他，也没人懂他，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