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勒工名”制度源远流长
“物勒工名”制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在青铜器上刻记人名的现象，但此时多是标明物品的所有者，并非制作者。将制造者名字刻上器物的情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些器物上还出现了主造人和监造人的名字，如《殷周金文集成》所录的“十一年蔺令矛”上刻有“十一年，蔺令肖狈、下库工师臤石、冶人参所铸钴户者”的铭文，记录了令（主持者）、工师（监造者）、冶人（制作者）的名字。这种现象在变法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秦国也大量出现。
秦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物勒工名”制度也随之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在实践中加强考核，在法律上也得以强化，这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具体的规定，如《工律》说“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又《效律》云:“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这说明“物勒工名”制度在秦朝就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汉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日臻完备，其显著标志是，这一制度已深入到官营手工业的各个方面，目前在一些铜器、漆器、铁器、骨签等出土文物上均发现有铭文，而且铭刻内容较为丰富，如1956年，在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题字云：“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丹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铭文介绍了产品制造的时间、地点、参与制造和监督人员的名单。这说明，在汉代，“物勒工名”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唐朝在承袭前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一方面，政府为了确保官营手工业技术领域后继有人，对手工业实行工匠征集制度，为工匠设立“匠籍”，子弟要世袭匠籍。另一方面，政府把“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匠的培养考核结合起来，如《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这一材料说明唐代对属于“细镂之工”的金银工匠及金银器制造，从工匠技艺的培训，到产品的制造、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由于政府注重对工匠的培训与考核，唐代涌现出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或工匠家族。如曾参与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的阎立德，便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