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长群发出闭园通知的那一天，陈梦在闲鱼上挂出了十三个链接：40套课桌椅、滑轮小黑板、各式儿童教具和书柜……
半年过去，从幼儿园搬回来的家具零散地融入她位于县城的家中，低矮的蓝色小书柜里，散乱地塞着塑料袋、卷纸、衣架，只有柜边残留的姓名贴宣告它曾与幼儿园的关系。
在开自己的幼儿园之前，陈梦在广州一家幼儿园做了15年幼师。2016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她和丈夫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未来会迎来一波新生儿潮，他们辞职回到广东河源老家，开了一家乡镇幼儿园。
陈梦如今还留在广东幼教同行交流群里。“群里现在经常有转卖教具的，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一般就是招不上来生了。”她说。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武汉一家央企幼儿园首次开始对外招生，不再将招生范围硬性规定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幼儿园学位争抢“白热化”似乎尚在眼前，转眼“招生难”又成了陈梦这样的民办幼儿园园长眼前的现实。
202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千万大关，三年后学前教育阶段的生源缺口已经显露。生源影响下，幼儿园生存考验的潮水已经一浪一浪打来，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一些偏远地区，处于人口流出状态的私立幼儿园。在这之后，一些普惠园也感受到了招生压力。
幼儿园生存战背后，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现实图景？
1、从“入园”难，到“一孩难求”？
2019年，何艳为了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费了一番工夫。当时她和丈夫在公办园、普惠园和民办幼儿园之间来回奔波，“做了无数个备选计划，焦虑录不上公办园怎么办，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最后录取的普惠园，还是何艳托关系才成功入学的。
2019年进入幼儿园的那批孩子，出生在2016年。那是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的第一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883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
到2022年，孩子从幼儿园毕业时，所在的普惠园老师开始需要承担招生任务，主动问何艳，家里有没有什么亲戚的适龄儿童可以推荐，2022年的招生进度不乐观，生源形势严峻。
在深圳经营一家普惠性幼儿园的吴玲也直观地感受到了招生规模的缩减，过去五六百人的幼儿规模逐渐缩水成近年来的300多名学生，除了新生明显减少，中途退园的孩子也正在变多。“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北京丰台一位家长告诉《豹变》，2016年自己家附近还有4所民办幼儿园，综合收费在每月3500元到5000元不等，不过到2022年，只剩下一家仍在营业。
从2010年开始投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幼儿园园长王娟，十年间把幼儿园经营得小有名气。不过，2022年9月她还是关停了自己创办的幼儿园。王娟说，刚开始的一两个月自己适应不了新的生活节奏，没有了孩子在身边，感觉空落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