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出海记

中国人设立的第一个海外高等教育机构是革命时代的产物，肩负着学习西方知识的雄心。20世纪初，在巴黎西郊开设豆腐工厂的李石曾是这场教育救国运动的发起者，他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到1921年他参与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成立时，李石曾却痛心地发现，一些真正应该接受教育的人被拒之门外，包括陈毅。

今天，中国高校的海外校区落脚五大洲，至少在21个国家分布着43个海外校区。百年前了解西方的迫切感被另一种雄心壮志所取代：落在海外的校区里，学生们可以学中文，吃中餐，欢庆中国传统节日。

一段时间内，有媒体把这些学校视为孔子学院的延申——后者的任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和“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的现代汉语教材”。而海外校区的筹建者们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多。

2023年7月，一则河北工业大学芬兰校区设立三年之久的消息备受关注。人们感兴趣的是，一所“兴工报国”的中国高校，如何在诞生工业文明的欧洲立足。而这并不是个例，仅2022年，就至少有北京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立了海外校区（学院）。

筹建者真正在意的事情是如何让校区运营下去。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贵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廖菁菁援引数据称，超过三分之一的境外办学机构（项目）因故中断。

在一个名为XMUM TCM Student Union的国外视频账号中，一位在美国完成中学学业的华裔男孩，用语调奇怪的中文，介绍他所学的中医专业。“可以去那边（中医实习基地）实习，一直practice（练习）中医看诊看病这样子啦。”

账号资料显示，运营者来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下称“厦大马校”）中医系学生会。

这位男孩称，选择厦大马校与奖学金有关，“我是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学费是那么贵”。有直系的兄弟姐妹先前在该校就读的，还可减免15%的学费。另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徐墨2022年的博士论文，相较中国内地学生，马来西亚本地人报考厦大马校获得奖学金的机会更多，奖学金来源包括中国大使奖学金和当地商会。

厦大马校位于首都吉隆坡以南的雪兰莪州沙叻丁宜。十年前，这里被棕榈林覆盖，现在则耸立着红白相间的嘉庚风格建筑群，还拥有一个“芙蓉湖”。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些风景直接复刻自厦大本部。

2013年，马来西亚向中国教育部提出邀约，厦大马校由此建立，成为第一所中国大学全资设立、具有独立校园的海外分校。时任厦大校长朱崇实要求，分校“占地一千亩”“有完整的校区”。

厦大马校在海外校区中算是一个特例。除了复刻本部的风景之外，还开设了多达23个学士学位课程和多个硕博、预科课程，相当于本部的五分之一。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中国高校43个海外校区（学院）多分布在东南亚或欧洲华人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相比厦大马校，更多的海外校区采取“小而精”的落地策略，在合作学校的教学场所挂上自己的校徽。

河北工业大学芬兰校区（下称“河北工大芬兰校区”）采用的建设模式被校方总结为“软投入、轻资产”。校区使用合作方芬兰拉彭兰塔-拉赫蒂工业大学（下称“LUT大学”）的硬件基础，依托双方的师资、品牌完成校区配置。

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也采取类似的模式，基于合作方泰国兰实大学的教学场所，云南财大负责提供教学资源，由泰方进行具体的教学实践。

这样的合作模式下，专业设置慎之又慎。深圳大学东京学院日方副院长左右真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学院目前仅有一个汉语言文学（商务方向）本科专业，是出于试错成本的考虑，“有多少（报考）需求摸不清，先小规模进行”。

只有办学水平高、就业机会又多的专业，才会获得学生青睐。河北工大芬兰校区开设的4个专业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来自该校“双一流”建设学科电气工程，而能源与动力专业是合作方LUT大学的强项。河北工大国际交流处处长陈鸿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定的4个专业都是芬兰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的”。

选择输出专业的另一个逻辑是配合当地中资企业的需求。

以深圳大学东京学院为例，据左右真哉介绍，该学院的辅修专业“信息通信科学”是与腾讯日本分公司合作开设。“我们有1名学生已经在腾讯实习，他们需要了解日本又会中文的人才。”左右真哉透露，还有3名学生通过了当地海底捞的兼职工作面试。

老挝苏州大学（下称“老挝苏大”）的一位老师曾在毕业典礼上表示，“这些学生毕业后都不愁找工作。在老挝，只要会中文，工资就能比同等学历的人高出约50%。中国银行万象分行、老挝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万象中心以及多家中资企业都抢着向我们要毕业生。”

专业设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外校区的成败。“我们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商科，这可以说是最国际化的专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参与了北大汇丰英国校区的签约，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则、标准比较一致，因此商科更容易走出去。另外，人文社科专业不需要大量实验设备，这也是个有利条件。”

哪怕选择了适合的地区、强势的专业，高校出海也可能遭遇挫败，国外高校也不例外。公开报道显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分校仅维持两个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损失数百万美元后决定停招本科生。

朱崇实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厦门大学到海外建设一所完整的大学，而不是买楼或者租房子，遇到了两国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还有语言差异、资金困难等风险，这些都需要去尝试克服”。

多位海外校区、分校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首要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2019年，时任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校长严晓鹏撰文提到，该校的资金主要来自意大利分校学生到温州大学本部学习所交学费。

经费筹措和海外校区的运营方式直接相关：中国高校独资、与教育输入国的当地大学合作、与当地企业或政府等机构合作，资金来源各有差异。如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阿雷佐校区，合作方为意大利高校锡耶纳大学，解决日常运营靠收取学费，标准按欧洲学校收费标准和教育成本核定。

与企业合作并不能保证衣食无忧。老挝苏大的筹建始于万象新城建设。项目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专项建设经费，苏州工业园区承建，2006年，后者邀请苏州大学加入。

苏州工业园区于2009年退出该项目，老挝政府为促成办学项目，以极低的价格向老挝苏大出售了350亩土地用于校区建设。老挝苏大项目从此变为学校自主办学行为，失去资金保障。2018年，时任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吴鹏与老挝苏大原副校长汪解先曾联合撰文指出，老挝苏大面临国内“政策真空”、资金划拨渠道受限、发展水平和层次遭遇瓶颈等问题。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倪好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老挝苏大）目前学历生每年仅二三十名，截至2017年底，该校共招收本科生七十余人，与原本‘5年内达到在校学生1000名，最终达到5000名’的设想相去甚远。”

2020年8月，在一份《关于老挝苏州大学建设亟待各级政府经费支持的建议》中，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苏州市政协委员王德山提出，老挝苏大“孤悬海外”，面临多重困境。“自2012年招生办学以来，老挝苏大一直租用万象市内一处小旅馆作为临时办学场所。”王德山希望，江苏省、苏州市将老挝苏大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点项目，提供校园建设资金或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据老挝苏大官网显示，2023年10月7日的一则校园新闻称，2023年招生工作收官，且是办学以来在老挝首次全国性招生。35名考生参加了上午的数学与综合课考试，最终34人被录取。

事实上，近十年来更多国家向中国高校抛出橄榄枝。但2018年，教育部国际司委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课题研究，摸底调查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情况。调查结果表明，35.71%的境外办学机构（项目）因故中断。廖菁菁在2020年6月提交的博士论文中援引了这一数据。

廖菁菁的博士论文《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运行机制研究》显示，她访谈了15所境外办学高校的36名管理人员、师生后，发现影响高校境外办学稳定性的环境特征之一是中外“制度距离”，即在输出高等教育知识时，高校可能会面临多重的、不同国家的制度压力。

访谈中，一位境外办学项目负责人透露，他们原本准备在东南亚某国开设分校，“后来，在他们总理改选的过程中，项目泡汤了，因为新总理不支持外国教育机构在当地开设分校”。

海南大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一些管理问题无法克服，2017年成立的海南大学老挝分校“基本上疫情以后就停了，现任校领导好像也不打算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海外校区如何突破重重阻碍？有学者指出，“成功的经验各有各的不一样”。

例如资金筹措，厦大马校的经验就难以复制。该校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据《厦门日报》报道，贷款要在数十天完成，而且跨越国境，“无法按照一般的贷款要求操作”。2015年，厦门建行为厦大马校提供担保，由新加坡建行给予贷款5000万美元。此外，有赖于厦大及其创始人陈嘉庚在马来西亚华人群体的声望，中马企业家、慈善家和厦门大学校友支持颇多，马来西亚企业家郭鹤年曾捐款2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建图书馆大楼。

而招生才是让校区持续运作的根本。在中国，厦大马校与厦大本部的高考招生工作相互独立，教育部提供过三年的生源扶持，每年为马校分配500个内地招生名额，早期马校的中国学生占比一度过半，目前占比在1/3以下。

也有学校尝试增加中国学生比例。海闻介绍，由于北大汇丰英国校区处于初创时期，加上疫情、地缘政治、全球经济衰退等，国际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意愿有所下降，而因为制度原因，校区也无法通过“申请-考核”制度招收在国外本科毕业的中国籍学生。2023年起，北大汇丰调整了培养方案，让更多深圳校区的中国学生前往英国校区，维持了基本的学生规模。

更多海外校区解决招生问题的思路，与当地的华人基础密切相关。

“欧洲的中餐厅，夸张一点，70%以上是温州人开的。”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校长吴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分校选址考虑的是意大利的温州籍华人基础。

中国高校热衷的另一个目的地是东南亚。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刘美武，2003-2019年在云南财经大学工作，完整参与了云南财大曼谷商学院从签约到办学的全过程。刘美武介绍，“当地华人（数量）、汉语基础比较好，双边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稳定，云南高校也好，其他各省的高校也好，都会把东南亚作为不错的办学目的地。”

河北工大芬兰校区的设立则有不同考虑。“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很多海外校区是选择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困难就在于，办学收入不能很好支撑办学投入。”陈鸿雁介绍，河北工大芬兰校区2023年招收国际生较2022年增加一倍，欧盟国家学生比例占41%，“突破了各高校难于招收欧美发达国家留学生的瓶颈”。这与两校的办学声誉、双学历认可以及相关专业学生能到中国学习有关。

厦大马校曾向教育部申请增加在中国招生名额，但遭到拒绝。这或与官方对海外办学思路的调整有关。2019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下称“《指南》”）是当前高校境外办学的唯一参考文件，其中明确境外办学“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

《指南》出台之前，一系列变化已经发生，为海外校区提供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2015年，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学境外办学审批权、专科教学或非学历高等教授审批权先后取消。2002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处理办法》也废止。

之后的几年，“松绑”的海外校区“高歌猛进”。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之前，每年只有1到2所高校设立海外校区，但2015年增长为6所，2016年为7所。同时，筹建者们开始发愁，到底要按什么标准建海外校区。“教育部不审批了，高校又有些无所适从。”刘美武说。

2018年2月，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高校境外办学课题研究，并编制前述《指南》。

刘美武回忆，他与多个海外校区办学一线的人员入选了《指南》起草的专家组。专家们讨论和调研了十几个省份的情况后，从“鼓励和规范”的角度出发，为高校提供一份开放式的海外办学依据。

《指南》中明确，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属于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范畴”。“政策规范要有，但也要把办学的自主权交给高校。”刘美武解释。

这份涵盖了高校出海方方面面的《指南》中，在跨文化管理章节，提到要“主动适应办学所在地文化”。

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主动适应”的过程伴随着不断的文化冲突与日常摩擦，这是每一所高校出海“留学”的必修课。

在厦大马校，学校考虑到部分学生有伊斯兰背景，因此提供清真食品。此外，学校鼓励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习俗。比如，马来西亚有一定规模的印裔人口，在印度传统节日Deepavali（屠妖节）当天，就有学生社团办展览介绍节日习俗。

在芬兰，陈鸿雁发现，芬兰特别注重隐私，学生的分数只能自己知道，但中国的学生评定奖学金需要考试成绩，这就会造成矛盾。最终的折中方案是，校方掌握成绩，但不公布。

《指南》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它还承载了传播中华文化的期待。它既提到“吸引境外学生参与中华文化体验活动，逐步提高办学本地化水平，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也建议教育语言的选择尽量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

中国高校的海外校区在文化传播上有不少尝试。2018年5月，高校境外办学调研座谈会中，时任云南财经大学校长伏润民介绍，曼谷商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全程贯穿中国故事和中国方案，把中国电子商务、大数据、共享经济、现代物流等作为教学案例，增强中国商科教育吸引力”。

多位海外校区负责人表示，由于必修课课程设置需要经办学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通常以“选修课”为载体，学生自由选择。

河北工大芬兰校区的中国学生，大一在河工大天津校区学习，后三年前往LUT大学。陈鸿雁介绍，校区为大一中国学生开设了系列非遗课、龙舟、武术等体育课以及中国传统古彩戏法、传统歌曲和舞蹈培训，以“加强学生赴芬后弘扬中华文化的能力”。

“中国籍的学生，让他们 24小时跟马来西亚和全球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交朋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厦大马校校长王瑞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让学生成为跨文化国际型的人才外，还有一个目标是“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的人士”。

在此之前，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更多是正式创办于2004年的孔子学院。这一专注中文教育的机构，在2010年代开始受到海外更多关注和讨论。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薄云等人撰文指出，孔子学院和海外分校属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同阶段，孔子学院被视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在海外创办分校的办学模式表明，高校已开始把教育本身当作一项产业在做。

出海的高校并非一味“输出”。

例如河北工大，通过海外办学锻炼了一批国际化的师资。“在校内顶多就上双语课，但现在，我们的老师真正地到国际舞台上去讲课。”目前，该校已选聘46位老师到芬兰校区授课，陈鸿雁介绍，他们了解了芬兰高等教育的体系和优势，也将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和过程化管理的思维带了回国。

海外校区的影响力不仅仅在校内。2023年3月，河北工大芬兰校区的一位老师，应邀到拉彭兰塔地区一所综合性基础教育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这位曾参加国家汉办汉语教师交换项目的老师，很快让芬兰的小学生学会了汉语拼音的读音规则。下课，学生们走到她的身边——“谢谢王老师！王老师再见！”用的是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