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脱胎于周轶群为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所作的长达一百页的导言，就体量、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吴宓研究中很难超越的著作。作者阅读了吴宓所有存世的著作、日记、书信、诗作、诗话和讲稿，在此基础上，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守成派的主将，作了一部五百页的思想传记，主要覆盖了吴宓对世界文学（集中在古希腊、古印度、英国和法国文学）、宗教（儒、耶、佛、柏拉图“四大宗传”）和本国经典（《红楼梦》）这三方面的重要论述。书中胜义纷呈，这里仅举两例。比如，所有人都谈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却少有人谈美国新人文主义另一位领袖穆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对吴宓的灵魂冲击。白璧德基本上悬置宗教，而穆尔在这方面与白璧德大异其趣，他认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正宗的传承关系，曾写过极力捍卫基督教的著作。吴宓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出入于“四大宗传”，这样的宗教热忱与穆尔直接相关。明乎此点，我们对吴宓的认识自然就深入了许多。
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分析，是吴宓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造诣。吴宓1921年归国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常年教授《世界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两门课程，对西方文学的专门了解远超同时代其他人。1920年代，周作人曾著《欧洲文学史》，郑振铎也出版过《文学大纲》，这两种教材在当时自有救急的功用，但实际只是编译、抄撮而已。而吴宓于1923年发表对《荷马史诗》以及研究史长达两万言的介绍，完全基于他对当时西方荷马研究的全面了解，对于旧派（荷马为独立作者）、新派（考证、解析史诗文本），乃至考古学发现（施利曼发掘特洛伊、埃文斯发掘米诺斯文明），都有翔实而亲切的介绍。他对《荷马史诗》研究现状的把握（截至到1923年），与当时的国际前沿研究非常接轨。吴宓虽非科班的古典学学者，但已完全掌握荷马研究古往今来的主要观点。在国内西方文学史专业的草创年代，能出现如此专业的概括，让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奋。
吴宓一生对宗教念念不忘，他接触过的主要宗教，都曾真实地打动过他。1920年代，吴宓曾说“若孔子而不足受吾人崇拜，则世界古今竟无可崇拜之人”。到了1930年代，吴宓在日记中下过“皈依宗教、虔事上帝”的决心，还表示“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僧侣”。1940年代，他又开始亲近佛教。他的宗教情怀不仅表现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也体现在礼仪方面。尤其到了晚年，他会在除夕、元旦和亲友忌日，焚香祭祀，叩拜行礼。后来遭到举报和批评，只敢在深夜偷偷焚香，跪拜列祖先贤，祝告天地神佛。如今想到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周轶群精心绘制了这幅逼真、细腻、复杂的“精神画像”，带我们探访了吴宓的心路历程乃至天路历程。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也往往受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影响和塑造。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背木头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那个深夜焚香的泾阳人。
《E考据故事集》，艾俊川著，中华书局 2023年2月
这本书是艾俊川先生近年来文史考证文章的结集。“e考据”指利用数据库、互联网搜索，更快捷、高效地完成考证工作。作者十年前曾有《浅谈E考据》一文（收入《且读且居》），介绍了这个数字化时代的考据工具以及自己完成的几个突破性研究。在这本新书的《弁言》中，作者带着更多研究成果和更多研究心得，对“e考据”又做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总结，并提出“识文断字知书达礼”四项原则，以大家熟悉的成语概括了历史考据的精义。这里简述一下作者的界定。识文，就是保持对文言的敏感，因为古文有时字句简省，有时文风浮夸，意思并不一目了然。断字，就是准确辨识尺牍、书稿、字画上难认的字（作者本人正是这个领域的绝世高手）。知书，是要了解常用的史籍和工具书，一旦在网上发现线索，知道下一步要去何处追踪这些线索。达礼，指的是“对旧时官场制度、社会风俗乃至人情世故有所了解”。这四项原则、八个大字，实则是用平易、亲切的语言描述了研究者需要在语文学、书志学、目录学和史学等多方面的综合训练。
书中二十多篇文章，集中在清代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每篇文章都充满鲜明的“艾氏风格”，都从新发现的材料，或不为人知的文献入手，凭借“e考据”这件利器，搜出更多线索，拼出已湮没在历史中的感人画面，让我们对历史人物有了更丰富、更多面的了解。每篇文章都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每篇文章都能发人之所未发，充满真正的原创性，会令许多论文等身、项目等身的学者汗颜。
考据研究因为专业性强（不能整天谈玄说妙）、学术门槛高（不能整天只读三四本“经典”）、讲求证据和方法（不能整天说情怀、讲段子），所以常遭人误解，以为琐碎、枝蔓、无趣。但细读艾俊川先生的考证，往往会改变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固定印象。书中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傅山一批书信，先订正了录文中的讹误，显露了作者“断字”的功夫。因为亲友的官司，傅山在信中频繁请托与自己交好的清廷地方官，正好让我们了解清代诉讼和官场很多历史细节。傅山历来是受人尊敬的“明遗民”，晚年拒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根据作者的分析，傅山在顺治年间的“不合作”态度并不鲜明，至少因日常事务不时与地方官员周旋。这便是在知人论世上更进了一层。
再比如研究辜鸿铭所编蒙学课本《蒙养弦歌》，让我们知道1920年被北大解聘的英文教授、顽固的保皇派，在1900年为小学生选编的课本中，选诗“闪烁着难得的温情光芒”，其诗教思想极有可能影响了后来张之洞起草的中小学教学章程。这样的考据便让我们对辜鸿铭减少了一些脸谱化的理解。又比如《周作人批阅过的新诗习作》一文，作者在民国女大学生孙尧姑的诗作稿本上，发现了周作人评语的手迹（“断字”功夫又一例），并进一步通过网搜学，还原了贵阳一中语文教师孙尧姑坎坷的一生，让人感觉无限辛酸。
《E考证故事集》中，有些文章的阅读门槛较高，需要读者具备较多清代和民国的文史知识。但绝大部分文章，只要平心静气去读，都可以读出侦探小说的趣味，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和悲悯。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倒行逆施的人，他在洹上村养寿园拍摄的、用于舆论战、带有Cosplay特征的操舟垂钓照，也会让我们的嘴角浮上一丝欣赏的微笑。
《万物皆可测量：1250-1600年的西方》， [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著，谭宇墨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这本书试图用微观的分析，支持一个宏大的观点。作者认为，西方近代之所以能在工业、商业、航海、军事、行政各领域取得全球范围的决定性优势，其根本原因不在科学和技术，而在于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量化、精确化，中文版标题巧妙地强化为六个字——“万物皆可测量”。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可以柏拉图为代表，注重抽象、永恒、超越感官经验的理念世界，对于不断生成、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评价不高、兴趣有限。同时，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对时空的理解均未超出人类心智所能容纳的程度，比如中世纪作家会认为世界大约创生于公元前四五千年，有神学家认为如果亚当每天走25英里，那么七百多年后便可行进到最近的恒星。
但大约从1250年开始，作者发现西方逐渐发生一种认知的转向，从定性的抽象分析转向定量的具体讨论，强调分析的精确和实在，开始着手对物理现象进行量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在全书第一部分讨论了欧洲人如何开始精确地衡量时间、测量空间、完善数学。最有说服力，也是此前研究很多的例子，就是机械钟的发明，将原本如流体一样无法分割的时间，划分为一连串均匀、同质的单位量。数学方面，则引进了阿拉伯数字，替代了直观但笨重的罗马数字，随后又发明了加、减、乘、除等运算符号以及等号，使得计算过程更为简便、快捷、容易重复。数字方面最有趣的例子，是16世纪初年，仍有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混用的情况。比如，用MCCCC94代表1494，ⅠⅤ0Ⅱ代表1502，两种计数系统杂糅，尤其后面一例，直接以罗马数字代表位数，令人咋舌。
第二部分讨论视觉化，包括音乐之记谱法、绘画的透视法、商业的复式记账法等，可以视为量化趋势在具体领域中的运用。但这部分分析脱离了科学史和思想史，滑向音乐史和美术史，在有限的篇幅里，材料就显得拥挤，有时会让人产生跳读的冲动。但就整体而言，这本书以有限的篇幅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按照作者最后的总结，欧洲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前，已然出现精确、可以检测的定量分析。这样的定量分析，将思考的对象分解到最低限度，然后可在纸上、脑海中将其视觉化，然后按照等量的定量单位进行划分，如此一来便可进行测量，数出有多少定量单位（238-239页）。书中谈到14世纪的牛津学者甚至讨论如何对信仰、美德、神恩进行量化，现在想来真要算是极端先锋的做法了。
《共济会四百年》，[英]约翰·迪基著，迩東晨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
共济会（Freemasonry）长期以来是各款阴谋论的最爱。将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归结为一个秘密社团的暗中操纵，这个简洁的解答会让某些人欲仙欲死。共济会究竟是何方神圣？一位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为我们整理出一部历史，从17世纪一直讲到21世纪。共济会兴起于16世纪末的英国，自己认可的正式建立日期是1717年。最初是从事教堂建筑的石匠联合组成的行会，后来发展为由男性成员组成的社团。入会者需要立誓，严守本会的秘密，并有严格的入会仪式以及一整套规矩和源自建筑行业的符号。而且像所有行会一样，共济会也会大力神化其历史，将《旧约》中的所罗门圣殿、欧几里德几何学、神秘主义都全数吸纳，创造了自家的神话学。共济会从英国向外传播，在法、美、德、意、西等国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员中名人辈出，从莫扎特到王尔德，从华盛顿到丘吉尔，可以拉一个漫长的榜单。所以这本书贯穿了西方近现代史，材料多，故事多，名人多，让人眼花缭乱。
按照作者的解释，共济会最阳光的时候，像是一个男性精英互助、互惠的社交俱乐部。取得会员资格，如同获得一份征信记录良好、社会地位崇高的凭证，是一项值得炫耀的成就。成员之间患难与共，在没有公共福利和医疗保险的时代，大家相互扶持，共渡难关。在职业生涯方面，会员又可以互相提携，构成一个成功人士互利互惠的社交网络。认为共济会阴谋颠覆世界的念头，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天主教人士。当时有作者发表煌煌巨著，证明启蒙时代哲学家（如伏尔泰）和共济会合谋，颠覆了法国的“旧制度”。共济会最悲惨的时候，被法西斯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被墨索里尼于1925年立法取缔。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共济会也被纳粹查禁，标志性事件就是1935年盖世太保关闭汉堡的总会所。全书中最接近阴谋论的时刻，是意大利警方在1981年起获共济会某分支机构一份名单，多名部长和议员的名字赫然在列，说明该机构已对当时的政府全面渗透。
作者认为共济会是大不列颠最杰出的文化输出之一，堪与足球、网球和高尔夫球媲美。但阴谋论者会对这样的看法嗤之以鼻，会觉得作者在为共济会洗白。共济会成员人数众多，这是读此书之前我没有预料到的。作者统计，一战之后，美国共济会会员激增，达到200万人。1960年高达400万，相当于每12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会员。此后，这个历史悠久的秘密社团逐渐衰落，根据最新的数据，2017年全美只有一百多万会员，世界范围则有六百万。但即使共济会风光不再，要想让上百万人对统治全球的政治阴谋彻底保守秘密，可能还需要更大的阴谋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