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生中第一个有记忆的本命年，大抵是在十二岁，可能会第一次听到家里的长辈提醒我们：“今年可是你的本命年。”接着会备上红秋衣、红裤头、红袜子、红腰带、红手链等等，仿佛将要迎接一场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仪式。
十二年后，二十四岁的我们又收到母亲打包好的红色衣饰，以及“今年又是你的本命年，要当心”的叮嘱。心理也许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而那红艳艳的衣饰，透露着这一年的特殊。
又十二年、再十二年，人生屈指可数的本命年中，纵使经历了由孩童到青年、由中年到老年的角色变换，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红色衣物或饰品却一定准时驾到。不仅如此，这套红色装备也会带着我们的祝福传递给下一代。
在我们漫长而美好的一生中，有限的几个“本命年”，自带一种不平凡的气质。以至于纵使全国各地的“本命年”习俗有所差别，但“穿红”的习惯却出奇的一致。
癸卯新春到来之际，我们不妨一边听着有关“本命年”口耳相传的禁忌与习惯，一边追问它们的来龙去脉。
“本命”与“本命年”
“本命年”，顾名思义，代表着人的“本命”所在的一岁，在今人的语境里，它与时间序列上的“生肖年”有着密切关系，与自己属相对应的这一年，自然就是本命年。然而，要在古代的语境中寻找今天意义上的“本命年”，还是有不少参差的。
“本命”，本来指的是人出生那刻的时日，一般以天干地支来描述。在古人循环式的时间观念里，一定周期过后，属于本命的那一刻会重新来临。在古人心目中，生辰干支，不仅是一种时间的轮回，还扩散出许多其他的意涵，譬如方位地点、五行归属、星宿列张等等，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暗示着某人冥冥之中的命运。
在这种观念之下，每个人都有着一颗本命辰星，斗转星移，人的盛衰枯荣亦因之而变。汉唐间的谶纬之书中，人与天之间仿佛形成了某种联系，星辰的推移影响人的祸福吉凶。“本命”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节点，包括本命年、本命月、本命日，有不少忌讳与讲究。
唐人尚献甫擅天文，曾任太史令。长安二年（702），他向武则天上奏，称自己本命“纳音在金”，现在荧惑（火星）犯五诸侯、太史之位，火克金，意味着自己将因此而死。武则天转而把他调到水衡都尉之职上，说“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然而，这一年秋天，尚献甫还是去世了。（《旧唐书·尚献甫传》）宋代一宗室赵宗懿，在父亲下葬那天“自以本命日，不临穴”。
不过，禁忌归禁忌，在“君相不当言命，士大夫不当言风俗”的观念下，也有不少的打破禁忌例子。《新唐书》记载，唐代宗下葬，官员建议德宗护送的灵车应避开南面的正道，理由是“陛下本命在午”。德宗属马，故说本命在午，而在方位上，午对应着南方，故应避开。不过德宗拒绝了这一提议，道“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资治通鉴》）依然令灵车对着道路中间行进。宋仁宗的老师张士逊病卒，恰逢仁宗本命日，本应避忌，仁宗却念及师生之情，亲自前往吊唁。（《资治通鉴》）所谓“命在天，而造命者在君相”应如是。
本命日的讲究在明清已经不算太流行，本命年的提法却多了起来。本命年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严格来说，天干、地支完全相同的那一年才算做是本命，一个周期便是六十年。古人六十一岁（按照今天的习惯是六十岁），又称“元命”，以此为本命年，主要流行在唐宋。范成大有诗云：“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淳熙十三年（1186），六十一岁的范成大已然致仕归乡，享受着闲适的晚年生活。本命年的他没有再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却始终不忘国事民生，是年作诗“长狄名犹记，沙随会若新”“贫人寒切骨，无地兼无锥”。
但是六十年未免太久，古代同时也流行着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的计算方法。以稼穑为业的汉民族，对四季轮回、时年轮转的认知也与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四个季节，十二月份，循循相续，诉说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断地交替。“十二”这个数字，似乎蕴藏着某种意义：十二时辰、十二月份，构成描述时间的重要序列。而隐喻着人们性格和命运的十二生肖附会在中国传统的干支计时法上，就有了生肖纪年法。这样，十二年正好是一个生肖轮回，也对应着人的生命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