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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兵都在豆腐块中塑造自己,班长则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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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兵都在豆腐块中塑造自己,班长则是老师

  王建飞在一旁看着,也哭了。他想着平时有点凶狠,会耍小脾气的穆班长,也想到了自己退伍那天。

  新京报记者 曾金秋 

  “昆木加”藏语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但希冀从未兑现,这里连最低矮的灌木也难成活。

  这里也被称为“生命禁区”。哨所距中尼边境最近处只有4.5公里,海拔4900多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46%。山口附近风力常年在5级以上,冬天还常有暴风雪。

  设哨61年来,历届士兵都在18号到27号国界碑之间巡逻。一趟下来,体格最好的兵也会口干、胸闷、嘴唇发紫。团里常说,“高地方、苦地方、建功立业好地方”,落实下来,种活一棵树就能被嘉奖。

  士兵大多来自云、贵、青、藏,有的初中毕业,也有的大学毕业。在新兵连,每年有70%到80%的人自愿申请到昆木加哨所,但只有身体素质最强的才能被选中。

  即便如此,已有22名士兵在此长眠。

  每个新兵都在豆腐块中塑造自己,班长则是老师。叠被子、收拾桌子、寻方位、学深呼吸。部队人来人往,条令条例威严不减。

  老兵王建飞18岁进部队,已服役11年。他少时扎根边防,身心具被迷彩占满。刚来时,看到老兵们的麻利和坚忍,他幻想过自己的未来。

  11年过去,王建飞成了班长,跑三公里成绩是17分钟,引体向上能做20个,蛇形跑17.6秒。他开始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女儿出生后,他更要注重保养身体,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

  但离开昆木加依旧是件不敢想的事,好在暂时不用想,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官兵们在巡逻路上修理一处界桩。摄影:通讯员肖扬
▲官兵们在巡逻路上修理一处界桩。摄影:通讯员肖扬

  生存

  当兵第一年起,王建飞喜欢上了种树。他发现,沙棘树更容易在这儿存活,沙柳树则不行。

  种树通常在3月。冻土还在,铁镐、铁锹挖断一根又一根,挖不动,就用不锈钢碗来刨。种一棵树需要七八十厘米的土坑,一天下来,只能刨开60多厘米。只有等刨到足够深,牛粪才会被丢进去缓缓搅拌。

  昆木加经常下雪,雪被铲到树根附近,盖上去。战士们再用水桶和脸盆,从附近小溪接水浇树。

  前几年,他们怕树苗冻坏,用塑料膜包了一层又一层。但一到冬天,绝大多数的苗子都挺不过。这种时候,王建飞总有点泄气。连队里统计过,树苗的成活率仅在5%。

  王建飞来自云南文山,那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当兵前,他“皮肤也白白嫩嫩的”。每年,家人都给他寄来糯米粑粑、米线和炖汤用的三七,他叫来所有人,打开视频让家人指点做法,再有模有样地学。刚当兵时,快递到昆木加要两三个月,现在路逐渐通了,一星期就能到。

  但速度没有赶走全部的孤独,哨所门口的石头就是见证。王建飞说它是“望妻石”,是他幻想妻儿和双亲的地方。也有人说,石头正对着自己的家乡。

  王建飞喜欢篮球。刚下连队时,只有生锈的球架,科比去世那天,他和战友们打了一天球,悼念这位巨星。

  他也爱爬山。哨所周围最高的山有6000多米,草甸夹杂着碎石子和雪。雪最厚时,脚踩下去分不清是坑还是平地。在这儿爬一次山约等于在内地负重40公斤,最老的兵也需要大口喘气。但在山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和白雪,他感觉“很舒服”。

  昆木加的苦,非一日之寒。

  老兵边琼曾于1971年开始在昆木加服役两年。他生在日喀则市,从小就听过这支边防部队。上世纪60年代,昆木加唯一的植物就是高山草甸,甚至藏民也不愿在此生活。在那个年代,粮食供给不足,吃上罐头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能吃上白菜、海带和虾子汤,就算丰盛。

  昆木加的雪最大时会下到膝盖,早起战士们就搓一把雪,抹在脸上和手上,喝的也是雪水。结果是持续拉肚子和手脚脱皮。医生嘱咐,要少碰凉水,但“也没热水”。

  高原气候让他们身体也发生着变化。即便没有肺水肿等高原病,他们的肺部和心脏也会因氧气的缺失变得肿大,还伴随着脱发、掉牙齿。

  1986年,营地里开始盖房、打水井,边琼记得,当时一共盖了13间活动板房。这些房间都不防水,下雨时,战士们如果想睡个好觉,要侧身抱着盆接雨。1997年,边琼回昆木加探望,发现营房附近已经搭起了温室大棚,种了小白菜。

  但最让边琼难以割舍的还是家人。他是本地人,写封信快则一个月能到,慢则两三个月。更多的战士家在内地,通一封信要半年。有些战士在服役期间失去亲人,往往隔上一年半载才得知。

  “父母让我来当兵,我就一定要完成。”边琼说,尽管生活苦,但他权当对自己的锻炼。来昆木加之前,他一个汉字也不会说。战友们教他习字,他给战友们当翻译。那时的藏民不懂普通话,连队通常都要招一两个藏族兵,藏族兵普遍关照内地新兵。他给新兵盖过被子,也背过物资,走上几百米,对方就已经感激涕零。

  现在,看到昆木加新修的路,他想到了老战友。设哨至今,有22名战士在昆木加哨所长眠。有些在剿匪任务中丧生,有些则因高原病,“头昏,当场去世。”

  2010年,王建飞刚到西藏,被分在老连队。刚来时,路还没修好,他吐了好几天。那时“路不通,水也不好,上厕所要去室外的旱厕”。一到下午,昆木加开始刮风。由于风大,哨所里的红旗常被吹坏,每月要换一次。遇上暴风雪,还要在门口牵着绳子才敢出去。

  近两年,哨所建起了智能控温的“植物工厂”,种菜之余还能制氧。水培蔬菜成活率更高,哨所吃不完的,会往山下的连队运。在“植物工厂”建起来之前,战士们只能在饭桌上看到绿色。这些蔬菜有一小部分来自连队的蔬菜大棚,更多要从500多公里之外的日喀则市区运来,在路上颠簸近8个小时才能到哨所。

▲王建飞负责管理一处蔬菜大棚。摄影:曾金秋
▲王建飞负责管理一处蔬菜大棚。摄影:曾金秋

  巡逻

  在昆木加,新兵行不行,主要靠巡逻检视。

  站岗时,士兵们要到户外巡逻好几次。如果不戴面罩,当天就能晒到脱皮。到了晚上,气温接近零下十摄氏度,加上缺氧,指甲盖发紫是常事。

  边琼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昆木加已经是边防重镇,但“马可以走,人不能走”。新兵进哨所,第一件事就是学骑马,许多内地来的新兵都在雪地里狠狠摔过。

  士兵来自五湖四海,身高、体重差别较大。但在当年,巡逻时统一要背上80斤行李,包括被子、毛毯、圆铲和锅。四川士兵个子小,一趟走下来,背上全是勒出的伤痕,或者白色的汗水印记。巡逻路上,战士们就地找些柴火和牛粪,有时是水煮面,有时是炒面。“迷迷糊糊走一天,背包卸下,人马上就能睡着。”

  在雪地里,谁也不能保证活着回去。战士们在帽子里写上自己的番号和老家地址,放在仓库,“万一人没了,就把帽子寄回老家。”当地一些老百姓看到巡逻的士兵,也都哭过。

  9个界桩之间有时冰天雪地,有时沙石横飞。最偏远的是18号界桩,也是战士们争抢着要去的位置。起风时,老兵会随手捡起一根野草,判断风力大小。

  还是新兵时,王建飞体验过这番风景,他小心遵循班长的叮嘱,出门带齐装备。但在第三年,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有11个人巡逻。出发时,天气晴朗。到了西三角,路上开始起雾、下雪。王建飞想,这倒也常见。但走到20号界桩和18号界桩之间时,雪慢慢变大,能见度很低。

  一位新兵问王建飞,这样的天气是否常见?王建飞说,“很常见,没事,前面的路我熟。”

  路越来越难走,直到汽车趟不过雪地。王建飞带队下车步行,带了十多米,雪越来越厚,没过大腿,每个人都在试探着前进。

  王建飞一个脚步没踩稳,半截身子淹进雪下面的暗冰里。副班长上前拉他,拉不上来。

  “刺骨到不想走了。”那天,王建飞刚好没戴面罩和手套,身体沾水后,他逐渐僵硬。

  最后,10个兵一个拽着一个,把他拉上来。时间不多,一行人立刻出发了。走到18号界桩时,雪花打在脸上,没有感觉,但所有人都冷得发抖。王建飞下半身失去知觉,于是大家商量,原地休息一会儿。

  提议被否决了。“当时如果休息,估计人就没了。”终点遥遥无期,一行人越走越没力气,饥肠辘辘。“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说说话。”中途因为雪太大,他们已经认不出来路。

  在哨所附近500米处,几束手电筒的光从哨楼上射出。战友跑过来,把他们带回宿舍。

  “记不清怎么回来的,只记得雪埋到大腿根,边跪边爬。”等他恢复意识,队医告诉他,再晚几个小时,人就僵了。

  回来后,王建飞两三个月不敢和战友说话。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被自责、灰心和绝望的情绪包裹着。

  又一次巡逻,他一遍遍检查装备,确认带齐才上路。

 ▲官兵在国界碑前吃自热食品。摄影:通讯员肖扬
▲官兵在国界碑前吃自热食品。摄影:通讯员肖扬

  家人

  王建飞几乎不流泪,妻子生产那次例外。

  他们初中就认识,他去当兵,她从大理医学院毕业。有次休假回来,在镇上遇到,两个年轻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她总去关注他的QQ空间,对他在高原上的生活很感兴趣。没多久,两人就成了情侣。

  常年在部队,他期待另一半能有自己的事业,这样就不会感到孤寂。她性格刚毅却温柔,事事安排妥帖,渐渐成了他的“支柱”。

  结婚那年,他24岁。听说本命年不能结婚,两人决定先偷偷领证,至今也没有结婚照。

  为了要孩子,他严格戒烟一年。但女儿快出生时,他刚好在团里参加士官晋级考核,事关前途。

  考核首晚,丈母娘突然打来电话,“王建飞,你知不知道孩子的头太大,要剖腹?”

  他对生产完全不懂,马上用手机检索剖腹产,一查心惊胆战。“对孕妇不太好,会引发后遗症。”但时间不能拖,“我说实在不行就剖吧,丈母娘当时就哭了。”

  白天考核已经耗尽体力,但等待妻子做手术时,他大脑空白又清醒,只遗憾不能陪她。

  妻子是医生,从生产入院开始,都是一个人办理。从下午五六点开始,折腾到晚上十一二点决定剖腹产,“鬼门关走了一趟”。

  手术一小时后,丈母娘给他打来电话,劝他早点休息,孩子生出来再告诉他。但他毫无困意。直到两点多接到电话,说母女平安,“我当时就哭了,还是没睡着。”

  幸好,第二天体能考试成绩还不错,他也顺利晋级三期士官。成绩出来时,他“也高兴,也难过。”

  6天后,他从西藏赶回云南老家。一见面,妻子就抱着他,对着肩膀狠狠咬了一口,放声大哭。

  刚出生的孩子很软,抱着她,王建飞有点胆怯。多数时候,他负责换尿不湿,给妻子炖红糖鸡蛋汤。

  妻子逐渐恢复后,带他去了工作的医院。异地恋时,妻子喜欢跟他交流单位上的事,她的同事们对他也不陌生。王建飞感觉,谈起自己的时候,妻子很快乐。

  他的便装很少。一闲下来,妻子就带他买衣服。“她很抠,但对我一点都不。”四个月假期结束时,他带走了几双新鞋和保暖内衣。

  去年初,王建飞被军分区评为“忠诚戍边感动人物”,在日喀则参加颁奖活动,妻子也被邀请。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丈夫工作的城市,从文山到日喀则,要赶两天路。一出火车站,王建飞就抱给她一束花。看着穿军装的丈夫,她也顾不上缺氧,兴奋不已。

 ▲官兵们在昆木加哨楼前重温入党誓词。摄影:新京报记者曾金秋
▲官兵们在昆木加哨楼前重温入党誓词。摄影:新京报记者曾金秋

  前途

  现在,一天天老下去的父母,连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成了王建飞沉重的心事。

  上次过年回家时,他发现父母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更心酸的是,女儿不让他抱,也不会叫爸爸。他自我安慰,孩子还小,长大就会了。好在,今年孩子逐渐开始学会叫他。

  在高原,脱发掉牙齿是很平常的事。第一次发现自己掉牙齿,是在2015年。当时王建飞正在吃烧烤,吃着吃着,咬到一小块牙齿。王建飞没多想,接着喝饮料,又咬到另一小半牙齿。“当时就挺难过,一晚上都在想。”

  一个月后,牙齿不痛了,事情也就淡忘了。他想着,“也就掉了一颗牙,比起别人,不算事。”第二次掉牙时,他依旧没什么感觉。直到去年,他又掉了一颗,“没想到这么快。”

  现在,他不敢去检查身体,总害怕查出什么问题。

  王建飞生在农民家庭,种过大葱,也当过传菜工。小时候调皮,惹过是非。来部队之前,家里希望他去技校学门手艺。当兵之后,人生轨迹就被改写。

  平时放假回家,他总感觉和从前的发小格格不入。他在部队不喝酒,但家乡人很看重酒量。有时被逼得无奈,他干脆拒绝。朋友们也笑他,“怕老婆,喝不痛快。”他内心明白,是部队塑造了自己。

  明年10月,他将再一次参加士官晋级考核。尽管体能一直保持得不错,他心里还是打鼓。

  退伍还是一件不敢想的事。前些年,他去过一次上海。在虹桥机场坐地铁时,他连刷卡都不会,干脆翻过闸机。一旁的安检员上前制止,看着站得笔直的他,又听完他的辩解,对方表示难以置信。

  在上海,王建飞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人,他有点后悔,当初没好好学英语。他还想着,有机会要带妻子去北京看看。

  刚下连队那会儿,带他的班长“一个眼神都能让人发抖”。为了“教训”他,班长踹过他一脚。

  正想着怎么报复时,老班长说,“宁愿你现在恨我,也不愿意你退伍后恨我。”在后来的生活中,王建飞磨平了暴躁的性格。新兵来了之后,担心他们除了站岗什么也学不会,王建飞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平时,他负责照顾连里的蔬菜大棚,对自己的体能要求也严格。他跑三公里成绩是17分钟,引体向上20个,蛇形跑17.6秒。

  这样的传承在连队里很常见。藏族兵肉丹加从小是孤儿,初来时,他不太懂汉语,也不理解紧急集合的意义。在指导员的帮助下,他理解了这些。汉族兵武贝贝为了完成过世爷爷的遗愿,瞒着父母应征入伍。一天晚上,他从床上摔下来,老兵马上带他去找军医,让他既紧张,又感动。

  在昆木加哨所,每个人对访客都热情,但也都有绝对底线。比如,茶几上的杂物马上就有士兵来收,饭吃完了马上有人来盛,但不该靠近的位置绝对不靠近,不该拍照的绝对不让拍。

 ▲昆木加哨所的官兵正在站岗执勤。摄影:通讯员肖扬
▲昆木加哨所的官兵正在站岗执勤。摄影:通讯员肖扬

  11年间,王建飞见过太多人在部队成熟起来,也见过铁汉的眼泪。

  去年底,当兵16年的老班长穆鲁东退役了。他是昆木加第927名士兵,服役期间,他参与巡逻2316次。单位组织现役士兵,陪他走完了最后一次巡逻路程。

  在25号界碑面前,穆鲁东最后一次为它描红。他把脸贴在碑上,边吻边哭,“老伙计,真的舍不得你啊。”

  仪式完成后,穆鲁东没敢和战友依依告别,上车直接走了。

  王建飞在一旁看着,也哭了。他想着平时有点凶狠,会耍小脾气的穆班长,也想到了自己退伍那天。

  但好在一切都是模糊的,他还有希望继续留在昆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