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712年-770年）一生忧国忧民，饱经忧患，其诗歌创作、个人思想与历史大转折中的治乱盛衰紧密关联，他亲历安史之乱前的盛世，又经历了唐王朝乱世中的衰落。

公元759年，杜甫完成“三吏三别”等史诗巨作，达到了个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同时开启了晚年流离颠沛的十余载生涯。

在国破家亡的特殊时期，杜甫向西逃难，深入边塞辗转秦州（今甘肃天水），短短三个月创作百十首诗歌，个人思想和诗歌创作均起了新的变化。

清代注家曾言：“老杜生平诗，自去华适秦以后为之一变。”也有当代研究者称：“杜甫的秦州诗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萧瑟的诗。”

01 人生四期：成就诗圣 “诗史”的美名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近60年的生命历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35岁之前积极进取的读书与漫游。杜甫出生于开元盛世的官儒之家，少时生活丰裕，读书多而颇富诗名，为乡党称道。青年后，凭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理想，开始全国漫游，南下吴越，北到齐鲁，期间应试不第，开始长期漫游赵、梁、宋之地，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热血生活。这段太平盛世的青年生活开阔了诗人的眼界和知识。

其次是壮志难酬的十年长安谋官生活。杜甫35岁（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再次到长安应考，无奈落第，投诗自荐又未果，直到40岁再次向朝廷进献文赋，纵然得到赏识却无进一步的结果。最后不过谋得一个兵曹参军的小官。这段时期，杜甫仕途不畅，生活潦倒，幼子饿死，颇为辛酸。现实状况结合个人机遇，一旦接触到更为丰富的社会现实，诗人思想随之发生新变，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更增爱国忧民的内容，青年时代“致君尧舜上”一变而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惨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人生的第三个时期大致四五年时间，该期诗人生活艰辛，但饱经战乱，于离乱中反复咏叹，因为安史之乱，携家带口往西（秦州）逃难。沿途目睹生灵涂炭之惨景，尝尽国破家亡之苦痛，再加上仕途失意罢官离官，尝尽屈辱，生无着落，以亲身经历化为诗歌，饱含现实情愫，不管从思想内涵或艺术表现，均达到诗歌创作新高度，如《春望》《羌村》《三吏》《三别》等极富人文与爱国精神的诗篇。

该时期最后一年（公元759年），杜甫48岁，在不断的逃难流寓中创作出了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代表的一百多首秦州诗，从艺术价值、题材视角（如山水诗、遣怀诗、边塞诗等）上在唐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

诗人最后十年，在颠沛流离和漂泊西南中度过，但依然抱有深沉的爱国情怀。从四川成都到梓州、阆州、夔州，乃至顺江而下到湖北湖南，最后反复来往湘江，病逝舟中。虽然晚年颇为动荡，诗歌写作依然旺盛，忧国戚民之感更盛，创作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优秀诗歌作品。

02 长安十年：奠基晚年流离的归宿

诗圣在人生第三期流亡秦州之前，经历了一段长期而特别的心路和思想历程，使他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放弃华州司功参军的小职，携家口一路往西到秦州避难。

杜甫逃难秦州固然为生计所迫，但主要还是诗人十年长安求官的窘迫现实和思想变化，再逢世陷，兵荒马乱这一导火索，终于点燃了逃离与西行。

有必要提到杜甫的家庭背景，一个具有儒家入世思想的没落官僚之家，其祖上皆以文武之才干世，尤其祖父杜审言，少与“崔、李、苏”号称文章四友，更以国子监主薄和修文馆直学士而名世。所以，杜甫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受家族熏陶，秉承“奉儒守官”和“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四处漫游，为坚持西漂长安十年奋斗奠定了基础。但是十年坎坷加上战乱导致的国将不国，很快就导致他后期持续的颠簸流离。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诗人35岁初入长安，恰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吐而为诗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邑求识面，王翰原卜邻。”一腔自信定要出人头地。

事实证明，在政治仕途上，他的理想与现实不太相符。诗人一再求仕，又不断失落，最后不得不屈就参军小官。现实的打击使他也有短暂的心灰意冷，逐渐产生怀才不遇之叹。

兼具儒家积极进取和家族使命的杜甫，并未就此折返，也没有放弃继续求仕的道路，虽偶有归隐之心，但意在庙堂。这就有了此后他不断的“事干谒”，通过持续赋诗上书，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转机出现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诗人在唐玄宗参加郊庙之礼时投递“礼赋”，随之“待制集贤院”，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最后毫无音讯。

可以想见此时杜甫的失望，还有生活的窘迫，他依靠朋友们的接济讨生活，也常常生病。他在诗文中表达了“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常困于衣食”的嗟叹。

如此艰辛，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杜甫唯有坚持在长安求仕。即便剥去崇高理想，个人生活与仕途紧密相联，谋得官职就能保障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

长安十年求仕，却奸宦挡道，安史之乱在公元755年爆发，唐玄宗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前期与官宦的近距离接触，使杜甫逐渐对当政者的溃烂腐朽产生深入认识，写出《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揭示战争对人民对生活的破坏以及朝廷内部的荒淫黑暗。

此时的诗人更为痛苦和矛盾，一方面身怀抱负和才干不能施展，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退隐，国难家难当前，可谓进退两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创作直指穷兵黩武和残酷现实，当时来长安的豪迈激情消失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代之以担忧社稷和痛惜黎民，其心态一转而为悲哀、焦虑与凄苦。

03 安史之乱：点燃逃难西行的导火索

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战乱中，诗人仍对朝廷抱有期望，当得知唐肃宗即位，马上奔赴追随，并称颂“宣光果明哲”。未进入当政者行列时一心求取，及到朝廷做了左拾遗的谏官，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小谏官的左支右绌，并非想象的那样可以直言进谏。

有注家读其《曲江陪郑八丈男史饮》后说：“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回念此身，更无家计可资。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也。”这正是当时杜甫身在官场之中，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写照，只是迫于生存压力，只好继续为官。

公元758年，杜甫因宰相房琯事被罢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逐渐破灭了对当政者的幻想，再加上亲眼目睹战乱之下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苦难，写出名篇《三吏》《三别》，忧愤之下也表露了出走决心。

终于，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听闻九节度兵溃邺城，当政者昏庸无能和军事失利、尸横遍野与民不聊生，使他对唐肃宗不再有任何期望。另外，关中饥荒等各种压力，与其仕途苟且偷生无所作为，还不如继续远行，对既现实又理想的诗人而言，诗永远在路上，在远方。于是杜甫放弃官职西去秦州，举家依靠从侄杜佐，开始了新的寓居生活。

他放下仕途从华州到秦州，心情是复杂的，带着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他创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等诗篇。结合史书记载“关辅饥，辄弃官去”和诗人的秦州诗创作，那么他西行秦州的原因，在《秦州杂诗》第一篇就有表现，“满目悲生事，因人做远游”，“悲生事”为何事？

正是诗人忧国忧民，表达对时政的无奈和仕途破灭的郁愤，对当政者的失望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注，遇上饥荒和战乱，加之秦州地处关塞，有侄儿杜佐和朋友赞公在此居住，便促成杜甫弃官西行。

所以，前一句反映诗人政治理想的破灭和弃官原因，后一句“因人”是他赴秦州的理由。杜甫这次的确离开了朝廷，离开了当政者，虽然颠沛与漂泊，却成了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所以后期诗作，在心怀家国，心系时事之余，也更加真实，更为深入细微地体察黎民的喜怒哀乐。

经唐王朝的鼎盛，再历国难战乱，杜甫人生最旺盛的光阴几乎耗尽，尖锐的社会矛盾，局势动荡的现实，带来灾难深重的危机，他来回飘摇，流离失所乃至忍饥挨饿，空有远大抱负，却报国无门，最终带着无奈，带着失望，伤痕累累，又带上新的希望上路，开始了颠簸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