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的一天，宁夏固原某县，凌晨2点，室外温度5摄氏度。
血红色的皮卡车悄悄靠在山道边停下，轰鸣的引擎声音瞬间熄灭，车厢内外一片漆黑，只有无人机屏幕和三支快要燃尽的香烟闪烁着亮光。
“走，放狗！”老吴狠狠捻灭烟头，跳下车前他叮嘱我：
“胖子，山上根本没有路，你跟不上就别硬来，狗比你能跑！”老吴说话声音非常轻，是因为害怕担心声音太大吓跑山上目标。
等我整理好从皮卡车上挪下来，人和狗都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独自凌乱。
人猪冲突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记者，人兽冲突是我持续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还是南京城内流窜的“网红猴”，或是上海社区中出现的貉，都曾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一种动物，我关注它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野猪。
近年来，随着全国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几乎每年春种和秋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关于野猪下山祸害农田的新闻，被野猪祸害过的农户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
但事实上，由于野猪被收录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中，所以即便是野猪肆虐糟蹋庄家、林地，普通农户和百姓也无法捕杀，只能驱散，这就造成了人猪冲突的不断升级。
我前往的宁夏固原某县，绝大部分当地人依靠种地为生。因为缺水，农作物都是靠天吃饭。
“有时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猪来了，一年都白干了。”
说这话的老吴和我同岁，今年本命年，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有问必答。
我俩之间的对话经常因为没有话题而被迫终止，但他只是笑笑看着我，从不主动打破沉默。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正是在那年，老吴成为了一名有证的合法“野猪猎人”。
野猪。图/中新社 余昌军
此前有媒体报道，陕西渭南林业局曾以2500元/头的价格悬赏猎杀野猪，需要合法的猎人通过合法的方式清除猪害。老吴看到消息盘算后认为并不划算，因为固原当地给他的价格是1850元/头，算上差旅费，渭南开出的价码并不高。
当地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告诉老吴，今年的指标是多少，老吴则会严格按照指标进行猎杀，猎杀后的野猪将送到当地林业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老吴有两个伙伴，一个是从黑龙江来投靠他的老宇，另一个是同乡老刀。三人分工合作，老刀负责用无人机锁定目标，老吴和老宇则负责放狗补刀，这已经是抓猪小组最精简的配置了。
电话中得知我要去和他一起抓猪，老吴犹豫了一下，“狗病了，要不缓两天？”
在我再三坚持下，老吴松了口，“你来吧，来了正好帮我给狗打针。”
24小时后，我辗转1500公里，站到了老吴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下了结论：
“兄弟呀，你这个身材，抓不了猪。你200多斤肉在山上跟着我一起跑，狗再把你当猪咬了，我还得给你打针。”老吴没有开玩笑，相比起抓野猪，从外貌上看，吃猪肉更像是我的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