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初入吐蕃，佛苯之争开启

中国佛教分为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支，与人们的一般认知不同，藏传佛教发展形成既晚，又有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

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初始作为外来者的佛教需要与吐蕃本地的宗教苯教相融合，吸收了许多苯教的内容，二是已经在中国内地发展久远的汉传佛教，尤其是禅宗传入吐蕃的时候，带去了丰富的佛教中国化内涵。

佛教传入吐蕃，是经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先后出嫁松赞干布完成的，首先面对的就是已经长期作为国教的苯教。

一开始信仰佛教的只是皇室人员，甚至只有后妃及少数上层人物，并没有太多的社会影响，但是在修建大昭寺小昭寺的时候就已经遭受到了苯教的抵制。大昭寺修建的时候受到了诸多的阻挠，包括建筑物不断地倒塌，有意思的是，最后是文成公主利用了内地的堪舆术镇压了本教地刹女魔，大昭寺才得以大功告成。苯教的抵制后来甚至发展到破坏寺院和攻击信佛大臣，还有对文成公主的公然诋毁，以及对佛像的抵制的地步。

文成公主雕像

实际上，松赞干布是个佛教传入吐蕃的关键人物，他注意吸收苯教的内容，力促佛教在吐蕃地方化。比如大昭寺四面门上的曼陀罗，柱子上的金刚杵，四角上的雍仲字，方格图案就分别是为了满足上师，咒师，苯波和臣民的心愿而精心布置的。

松赞干布

一切精神上的满足，都可以答应，除了继续延续苯教的昔日地位这一条。

佛教对苯教的系统吸收一直存在，这也是佛教能够在吐蕃立身的重大原因。

在佛教的吐蕃传播中，有一个物件被视作佛苯相争的焦点，那就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该雕像曾被信奉苯教的大臣诋毁，要将之送到印度去，不过这个运送的过程相传受到了佛法显灵的阻挠，佛像变得异常沉重，纵使千人抬送不起。于是作罢。后来赤松德赞恢复佛法的传播，又将这尊佛像请出，可见佛像已成佛教传播的标志。

可见，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得益于吐蕃政治领袖的保护和引领，虽遇到苯教的阻挠，但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是大势所趋。

二、多管齐下，本土化实践见真章

首先，是语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采用了藏语而非梵语。这一招可谓是先发制人。因为在吐蕃，有名望的人或有势力的人，都有一定的岁数了，没有精力在再学习印度语，语言上的便利为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还引发了吐蕃百姓学习佛教的热情。可见语言的魅力。

其次是佛菩萨的形象，换成吐蕃人的模样，在佛像的塑造中，原本是古印度的人物形象，但这实在是不利于佛教在吐蕃百姓中的心理接纳，也不符合审美。所以将佛菩萨的雕塑换成吐蕃人的形象成了很有效的解决方式。

《韦协》记载，雕塑匠问大师，佛像要塑成印度式的还是汉地式的?大师原本的选择是印度式,但是赞普希望吐蕃喜欢苯教的人信奉佛教，所以申请把佛像塑成吐蕃的式样。大师答应了，于是吐蕃的佛像形象换成了挑出的最英俊的男子和最美丽的女子的模样。

其三，就是建筑，建筑上，吐蕃最早的正规寺院桑耶寺，作为典型，它是藏族建筑、汉族建筑的、印度建筑三种建筑风格的融合。这种三样合一的建筑风格，彰显了民族文化，宗教融合的特征与历史景象，在建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桑耶寺又有名曰“三样”。

桑耶寺

其四，就是佛经。佛经的翻译可谓是从源头内容上的传播，佛经的内容浩如烟海，翻译哪些，不翻译哪些，哪些先翻，哪些后翻。在吐蕃，这些并没有按照佛经的内容先后或重要程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吐蕃的现实传播需要来定的。比如，密乘的《事部》，是为了让婆罗门信奉佛法设定的，而吐蕃并没有这样的种姓阶层，吐蕃人也相对更加虔诚，心灵没有那么多世俗的污垢，所以不需要，就不翻译了。比如《阿努瑜伽》是给低种姓宣讲的，对吐蕃不适宜，所以不翻译。《瑜伽部》最初是为了让外道从善，所以在内容上不分净秽，这一点容易让初学者人误解，所以在吐蕃也没有翻译。加上吐蕃佛经的翻译包括了汉族的翻译家，特别是禅宗师傅，可见，佛教在吐蕃传播时主观上人们的用心。

这些都是佛教传入吐蕃时，各方势力的具体举措与愿力。随着佛教在吐蕃本土化发展的深入，佛教在吐蕃的传播道路越发宽敞，明亮。

三、持续接纳汉传佛教影响，进一步中国化

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金城公主进藏，这一年到公元792年的80多年间，汉传佛教给予了吐蕃佛教巨大的发展影响，是佛教中国化（吐蕃地方化）的重要时期。

这期间发生了诸多的事情，彰显着佛教中国化（吐蕃地方化）的深入。

其一，金城公主出嫁的对象是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这时候的佛教在经历了吐蕃本土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打击之后，重新兴盛起来，金城公主再度恢复了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的佛法象征身份。该佛像本来都已经埋藏起来了，被挖出供奉到了大昭寺里，重新成为了佛教在吐蕃立足与发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