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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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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将会反复提到。

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

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

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幅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整整100年里(大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在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激战正酣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后来,他的湖南老乡、湘潭人毛润之也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

同样感慨湖南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出息。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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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是天堑长江,东西南三面是崇山峻岭,这就是湖南。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冒头。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湖南无人才,怎么办?总得有人来带头,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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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

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毛润之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国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毛润之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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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对于曾国藩来说,要论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没有人能超过胡林翼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他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宗棠,这样,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

于是,陶、左两人从忘年之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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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几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国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

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

这一晃,就过了七年。整个帝国,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帝国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帝国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

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

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

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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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其二,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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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毓麟,蹈海自杀的湖南人。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

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

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以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

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这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在中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

湘潭人毛润之年轻的时候,对晚清湖南籍中兴名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只佩服一个,是佩服三个——

他亲口说过,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国藩。这个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实他也佩服,怎么个佩服法?左宗棠写过一对联子自况,上联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润之的朋友,则这样形容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纯属膜拜。

至于胡林翼,则佩服到了为之改名的地步。“润之”这个名字,与胡林翼的号(润芝)严重撞车。

可见,湘军人才群体对湖南的影响之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近代中国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主要靠这两点:

一靠自我奋斗。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青年毛润之的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最能说明问题。

二靠历史进程。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被曾国藩影响的毛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