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历史上人类思想和智能突然爆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好像加了外挂，一下子涌现出足以影响人类未来走向的哲学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登上世界哲学的舞台。这被称之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在文化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与西方哲学家一起共同点亮了人类思想的天空。
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逐渐崩塌，新序正在形成。混乱产生自由，这正是人类思想的辩证法。哲人们开始孕育并著书立说传播他们的思想了。
周朝图书馆馆长老子率先建立了道家学说，他认为人要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与世界保持距离，生命才是自由的安全的；曾经放过牛吹过唢呐的孔子，建立了以“仁者爱人”为基础的儒家学派，提倡仁与礼并重，在爱有差等的基础上建立有序的社会；发明大师墨子从儒家中叛逃出来建立了墨家学派，他提倡人要无私地爱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平等友爱的由贤人治国的理想国。
老子爱自然，他的爱很冷静；
孔子爱道德，他的爱很现实；
墨子爱天下，他的爱很无私。
战国时期除了兵戎相见，还有诸子百家的互相辩论和诘难。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之后，道家不温不火，儒家走向衰落，而提倡“兼爱”极端利他主义的墨家，与提倡“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学派，开始统治哲学江湖。儒家孟子曾经满含嫉妒地说，天下不是墨家就是杨朱学派，他们是当时的显学。
历史总是波谲云诡。数千年的沉淀后，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道家则在暗处一直发挥辅助作用。对知识分子来说，儒家是安身立命之本，道家则是在仕途失意时退守的精神家园。而对世界爱得无私深沉的墨家，却在秦汉之后突然消失，风光不再。他们人间大爱的伟大情怀、对科学技术与逻辑理性的追求，也同时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他们沉默的声音，只是偶尔以游侠和农民起义的形式显示存在。
墨家突然消失有历史的逻辑，也有自身理论的矛盾因素。简单地说，中国宗法制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允许墨家的存在；墨家自身矛盾性和绝对理想主义，也从内部消蚀自我，这就是墨家从显学到绝学的主要原因。
墨家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缕灯光，是战国混乱人与人厮杀中的一片心香。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因其无私大爱与理想主义，是特立独行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墨家无法适应中国宗法制集权社会，最终走向消亡。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墨子反对孔子爱有差等的理论，认为人要毫无保留地平等地爱别人，他认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别”，是造成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像爱自己父母一样爱别人的父母；要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别人，赤血丹心毫无保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此人人相爱，才能达到人人互利天下大利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反对儒家提倡的一切不利生产发展的理论，如厚葬影响生产和人口增加，礼乐不能产生实际效益。他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那样会让人失去奋斗的力量。他们崇尚“强力”，我命在我不在天，用个人的努力掌握命运。
但不是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如愿以偿，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光芒万丈，墨家最终倒在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攻击之下。
墨家创始人墨子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的偶像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奔走于各国之间制止不义战争换取和平。墨家子弟也大多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死士，在天下大利面前宁可牺牲自我，也不追求个人一点私利。这需要伟大的理想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做支撑。
事实上，墨家苦行僧式的实践并不符合人性。墨家本身具有宗教团体的性质，但又与宗教的宗旨相抵触。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总是教人离苦得乐的。道教追求现世的快乐长生不老最后坐地飞仙，佛教则追求彼岸的来世的快乐。而墨家偏偏以苦为乐，没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自伤自残式的理想主义，墨家的信徒越来越少。
墨家学派陷入了人才荒。墨子去世以后，墨家学派人才资源储备不足，缺少如道家的庄子、儒家的孟子那样的中流砥柱的人才。墨家从第二代巨子开始，不是为义殉身，就是默默无闻的搞科学研究逻辑理论，没有出现像孟子那样能把黑说成白、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师。因此，墨家走向是没落是人才缺乏的必然。
墨家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方面追求“尚同”，希望建立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却设计出从下到上的选举制度，希望以贤人治国；一方面强调人的“强力”作用否定天命，另一方面却提倡“天志”“明鬼”，内在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矛盾。
给墨家学派以致命打击的人，来自于儒家的孟子。孟子希望重振儒家的辉煌，他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强烈的自信与担当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是勇敢的斗士和雄辩家，他反对当时两大显学墨家和杨朱学派，并对他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批评墨家学派的“兼爱”，无差别地爱天下所有人，事实上就是不爱。在爱的系统中忽略了君与父，而不爱父君，这就是禽兽。孟子把墨家说成邪说暴行和异端，需要一棍子打死。吊诡的是，墨子本人是辩论大师，孟子的辩论技巧都来自墨子，无奈墨子的传人水平不高，被孟子一击即溃。
墨子的“尚同”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专制主义的因素，他希望帝国建立起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一切都要听天子的，天子说是就是，天子说非就非，严重束缚了思想自由，钳制了社会活力。墨子的同与孔子所同也有所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在保持独立性之下的和，而并非墨子强制性的同。墨子的“尚同”思想，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一种思想能否壮大取决于社会土壤能否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墨家兼爱尚同的理想主义，注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水土不服。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以宗法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模式，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根本无法接纳墨子的理想主义。农业经济安土重迁求稳不求变；宗法制讲究血缘亲疏远近；专制主义讲权力的高度统一。而墨家提倡兼爱天下，反对宗法制；提倡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客观上反对中央集权；墨家子弟都崇尚武力行侠仗义除恶助困，甚至喊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统治。
如果说战国时期尚侠之风浓厚，国君对游侠尚能以礼相待的话，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在韩非子“侠者以武犯禁”思想的指导下，严厉打击游侠，终于让墨家走向消亡。
历史是时间的载体，线性的时间无法流转，历史也无法重复。假如历史可以回头，墨家的平等意识、科学精神能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是另外一番模样。但这终究是假设。
墨家的兼爱情怀，平等意识，追求义利统一的人生实践；
墨家的扶贫济困的侠骨柔肠，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光辉理想；
墨家的自苦利他的无私奉献精神，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的豪情壮志；
墨家的对科学技术和逻辑理性的孜孜以求；
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可惜过早失去了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