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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从发现疫情到封城仅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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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从发现疫情到封城仅3周

  今天上午,在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上,针对“中国早期应对疫情不给力”等言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做出回应。

  他回溯了武汉当时的情况:在仅有40多个病例时,做出元旦关闭华南海鲜市场的决定,只用了几个小时;从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到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前后只用了一周;从病原体分离到诊断试剂,用于临床诊断,只有几天;从发现疫情到武汉封城,只有三周多,而当时武汉报告的病例仅有500多例。他说,中国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及时、透明,武汉封城,减少了中国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减少了中国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他分析,从武汉、北京到大连、青岛等,我国相继迎来7波疫情,中国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措施可概括为四大策略:即坚持“四早”、 狠抓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和及时隔离治疗病人。

  复盘1:

  武汉从发现疫情到封城仅3周

  论坛上,吴尊友以“新冠疫情形势与防控策略”为主题,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在疫情最早的几周,疫情是怎么发现、怎么发生的,中国做了哪些响应?他展示了多个关键时间节点: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大夫最早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这几个病例很像她在2003年治疗的非典病例,她很快就把这样一个疫情向当地的疾控部门作了报告,当地部门也进行了复核。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紧急救治工作的通知》,主要是相关医院要求主动搜索病例。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了工作组、专家组到武汉协助工作。当时,武汉市只报告了40几例病例,专家组迅速决定,2020年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1月3日,中国就把新冠肺炎疫情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有关国家,当时还是叫不明原因肺炎。

  1月7日,中国分离了新冠疫情的毒株,叫新型冠状病毒。

  1月9日,诊断试剂运往武汉,作为诊断使用。

  1月12号,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毒株的基因序列。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入到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

  1月23日,武汉市封城。

  从发现疫情到武汉封城,只有三周,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吴尊友分析,从发现疫情到分离出病毒,前后只用了一周,这么短的时间,应该说创造了人类社会认识一种新的传染病的最短的时间记录;从病原体分离到诊断试剂,用于临床诊断,只用了几天,这也是创造了人类历史最短的时间记录;另外,利用三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确定了主要的传播方式,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的主要传播方式和平均潜伏期。

  他认为,这四大发现,包括分离病毒、确定基因序列、确定平均潜伏期、确定主要传播方式,“奠定了我们国家制定新冠肺炎防控的科学基础,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复盘2:

  关闭华南海鲜市场曾有严重分歧

  有很多人质疑,在武汉前期应对疫情反应不够快。吴尊友并不认同,当时反应速度如何,有数字为证:

  从去年12月31日到到今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这样一个决策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只有四十几个病例,且只有27个病人报告曾经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专家组在作决定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仅仅40个病人,还不清楚主要的传播方式,值得不值得关闭华南海鲜市场?”他回忆,当时国家派的专家组和湖北当地的专家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就湖北来说,当地的专家也是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呼吸疾病的专家,他们认为,40几个病人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小题大作,不值得。“专家的分析会一直延续到凌晨4点钟。”吴尊友说,“最后国家专家组认为,我们应该以底线思维的方式,即使关闭错了,还有机会重开,如果现在不关闭,错失了机会,那就没有抓住机会,那武汉的疫情就不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样一个局面。”

  1月23日,武汉封城,也是另外一个重大决策。他提到,1月22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武汉报告的病例只有500多人,“因为500多人的病例,要使一千多万人的一个大城市全部封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在2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时,他分享了一个观点——武汉封城,减少了中国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减少了中国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吴尊友总结,这两个决定就能看出,即使在信息还不全面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当机立断,作出了科学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这样两个决策,既决定了武汉疫情的规模,也决定了全国疫情的规模,也延缓了病毒在全球的蔓延。”

  值得一提的还有,1月12号,中国向世界分享基因序列。分享基因序列有什么含义?吴尊友解释,知道这个,就可以序列生产诊断试剂,研制预防疫苗,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第一个免费的公共产品。

  复盘3:

  中国四大关键措施应对7波疫情

  在武汉为源头的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中国又相继发生了几波疫情。他说,概括起来,包括武汉,总共有7波疫情。

  第二波,4月、5月,东北出现了有输入病例引发的当地的传播,主要是来自境外人员感染以后,在国内由于病人的管理不到位,造成了当地的传播。

  第三波,6月发生在北京,新发地出现聚集性疫情。

  第四波,7月、8月疫情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

  第五波,也是相同的时间,比乌鲁木齐要晚一点,结束得又早一点,发生在大连。

  第六波,国庆节前后,发生在青岛,很小规模的,只有十几例。

  第七波,也就是在新疆喀什地区发生的聚集性疫情。

  回顾中国出现疫情这一系列的策略,他认为,概括起来有几点:

  第一,“四早”,所谓的“四早”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是对应对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非常重要的策略措施。

  第二,中国在处理疫情的时候,狠抓病人为中心,以报告的病例为源头,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只有把这个传播链弄清楚了,才可以斩断传播链。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能够及时地把疫情控制住。

  第三,核酸检测。一开始,中国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尤其是在武汉疫情的早期,不能够胜任临床诊断的需求,随后改进技术,核酸检测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当北京发生第二次疫情的时候,检测能力已大幅度上升,北京很快就确定了疫情的规模,且能够及时发现早期感染的病人。

  第四,及时隔离治疗病人,而且免费治疗病人,这样就能够把传染的源头控制在医院,减少社区的扩散。

  他说,“这四项措施,是中国取得控制新冠肺炎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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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应对疫情又快又准

  吴尊友还系统梳理了北京应对疫情的响应过程:

  6月11日,经历了56天没有本地报告病例的情况下,北京突然出现了一个确诊病例。对此,北京非常重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例在过去14天,总共去过23个场所,北京立即对23个场所进行环境采样,发现其中一个环境,也就是新发地,出现了核酸阳性。北京疾控中心迅速把注意点转到新发地,对新发地环境再次采样,对新发地的工作人员进行采样,又发现了更多的核酸阳性。在6月12日中午,北京关闭新发地地下交易大厅,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购买物品的客人都立即实行了隔离观察。“这样快速的措施,一下就把主要的传播方式给切断了。”

  随后,北京市又进行了高、中、低风险等级的划分,对密切接触者,对到过高风险地区的人员限制离京。他还以自己为例,“我住在西城区,与丰台区只有一个护城河之隔,虽然丰台区的花乡属于高风险区,像我们在西城的生活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这就体现出北京市施行的是精准防控、科学施策。”

  此后,北京很快又进行了核酸筛查,以新发地为中心,向外周辐射,当检测人群发现没有核酸阳性时就停止了核酸检测,北京的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他说,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使得中国积累了一套发现疫情、及时控制疫情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随后的几起疫情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包括在大连、新疆、青岛等几起疫情当中,都很好地成功地运用了这些经验,也使得这几起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就得到了控制。

  展望:

  希望疫苗助全球控制疫情

  他说,当前,全球疫情非常不乐观,3月下旬每日报告5万人,进入11月以后,全球每日报告数已增加到60万。

  “全球的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进入冬季以后,像欧洲的多数国家出现了疫情的反弹。”他担忧地指出,进入严冬以后,疫情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中国成功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实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只有同世界各国一起联起手来,把全球的疫情控制好,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

  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把各个国家的疫情控制住。他建议,从防控策略来看,公共卫生措施,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常通风,这些措施非常有效,但必须在全国上下统一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有效的效果。在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很多国家,要采取像中国这样步调一致的行动,还有很多政策、文化等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全球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协调,同时,还需要依靠生物技术。”他谈到,我们也希望新冠疫苗能为全球尽快控制疫情起到重要作用,能够让全球人民共享生物技术的成果,也让全球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次序。

  本届北京论坛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疫情下全球化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为主题,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赴约,聚焦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