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经过去了大半，国际政治变局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中美关系的嬗变。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出现大幅度萎缩，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的政经格局呈现出“政热经冷”的现象，全球经济下行的背后是政治上行，自苏联解体后被欧美主流社会放回历史工具箱的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简单划界的国际观，又开始被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人重新拾了起来。

近期，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故乡的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发表演讲，对中国发起猛烈抨击，并号召西方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全球媒体惊呼这是“新铁幕宣言”。当美国的此番态度以高官口吻说出来的时候，在背后已经经过了不少的政治动员和酝酿，自从中美贸易摩擦开打以来，美国的政商学界、参众两院都有不少主张对华强硬的人物抛头露面、大放厥词。

以特朗普的对华鹰派的顾问彼得·纳瓦罗为例，此人2006年、2011年分别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和《致命中国》，主张对华进行经济遏制，而其在2014年出版的《卧虎》一书中，纳瓦罗更是主张军事上封锁、经济上制裁以及“合纵连横”，加强与亚洲的盟友之间的“融合”，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

可想而知，唯利是图的政治商人特朗普，任命纳瓦罗这样心胸狭隘扭曲的学者担任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让其为贸易战以来的白宫对华交涉出谋划策，中美关系怎么会好。再加上早前被特朗普派到中情局局长任上历练，后被任命为国务卿的蓬佩奥、“勤于反华”的美国副总统彭斯等等，这些人把中国当成了美国可以肆意胡为的拉美，以为可以凭借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离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培养第五纵队等手法让中国倾覆。

在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形势下，我们的策略依然是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通过“双循环”促进更加均衡、高质量的发展，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有利于我们的政治经济稳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双循环”格局中的重要构成，旨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让一亿以上的人口受益。川渝联动是顺大势、利大局、务大本、成大器之举，自然消弭了成渝两地的无谓口水仗，增加了不少共话友谊、共谋发展的龙门阵、双城记。

一、发展型国家和使命型政党

东亚的现代化之路，让东亚多国多地在二战后取得快速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是经过儒家文明对东亚的数千年的塑造，政府和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极具权威性，东亚多国多地在工业化的大潮下顺势发展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查默斯·约翰逊在《通商产业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把这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这是东亚多国多地区别于苏联中央计划型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的一个特点。

而把发展型国家这套模式做得青出于蓝的显然是中国，中国除了有着发展型国家的一些特点外，更重要的是还有着使命型政党的领导，来为国家的发展把舵定航，这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奥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党章》中对于政党和党员使命的表述。

正因为中国有着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使命型政党凝聚起整个国家、全民族的力量，中国的后发优势才能够高效率地发挥出来，“发达国家的粉碎机”的说法横空出世。中国每攻克一个工业和技术领域，就会让这个领域变成白菜价，让欧美无法赚取超额利润。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设计，中国正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个领域进行赶超。

这让美国心慌意乱，将来中国抢了美国在高端产业上的饭碗，同时通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还可能会抢了美国的国际政治饭碗，中国为世界秩序贡献另外一套解决方案，那美国还有什么当“大哥”的价值？所以美国必定是要趁中国羽翼未丰时候加以遏制，这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都21世纪了，美国还固执地以为可以组建“新八国联军”来欺凌中国。

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必然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要把科技、工业、人才、人口、教育在西部做一套备份，这样不会因为美国威胁封锁中国东部沿海，就能恐吓得了中国。

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西部，正是兑现了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做出的“两个大局”的设计和承诺，让西部的人民也能共享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福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之所以得到川渝两地的热烈欢迎、积极加强相互联系对接，根本上讲，就是因为符合了历史规律和民心所盼。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业是发轫于东部而成熟于西部的，就拿大家很熟悉的中国革命来说，长征的红军从东部辗转来到西部，最终在陕北扎下了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中国西部生息发展、不断壮大，最终破蛹成蝶造福中国，可以说中国西部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玉成之功。而在中美激烈交锋的背景下，中央的视角转向了西部，成渝、陕西等西部经济强极发展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更加趋于高度成熟，抗风险抗打击能力就更加强大，改革开放就会迈向更高的境界。

二、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国际战略意义

当今的中国，各省市不但在GDP总量上超过了不少中等以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也正在次第摆脱中等收入的梯坎，向着更高收入水平迈进。中国西部的成渝地区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020年上半年，重庆GDP为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广州GDP10968.29亿元，同比下降2.7%，重庆在GDP总量上超过了广州。

工业复苏的重庆受东盟、欧盟、一带一路沿线的外需和国内需求的带动，经济受到提振。同时，今年上半年，成都与苏州之间的GDP差距正在缩小，外贸对成都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

由此，在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城市GDP排行中，重庆排名第4，成功地跻身被北上深广垄断多年的中国城市前四强，而成都也跻身前7强，成渝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位置越发重要。

现在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国内目前正在形成区域间的小分工与国际大分工互联互促的格局，这对成渝地区的发展绝对是利好消息。

比如成渝地区，正成为中国国内仅次于京津冀的城市群、经济圈，而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资同城化、四川“一干多支”发展，重庆主城都市区、重庆“一区两群”发展，这些战略的实施正使得成渝地区的重庆与成都这两个极核的能级更加显著之外，还有利于泸州、绵阳、自贡等地竞争成为“成渝第三城”，发挥类似于无锡、东莞、廊坊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第三城”作用。

而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是同步提出的。比以往的西部大开发层次和水平更高的是，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更加注重开放对西部发展的激活作用、增长极对于西部发展的引领作用，明确提出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这可谓是要进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新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重心从偏重于国际大循环时期的“东部沿海”为重，到“双循环”时期的向内陆开拓和挖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重心。

这从国际战略意义上来讲，就有了三大价值：

1.为全球投资者树立信心，对冲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风险。一个发展起来的西部、一个有着明显增长极带动的西部，将让全球投资者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远未到达瓶颈，以及中国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心，这就给全球投资者以信心，投资于充满前途的中国经济。

目前成渝地区正在共建西部科学城，两江新区、天府新区、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等区域大有希望，既可以把本来要从中国东部迁往印度、东南亚的产业链吸引过来，也以自身培育的有创新中心支撑的高端产业来同步参与全球竞争，形成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新聚集区。

2.开拓中国外向型经济新通道，打通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脉。成渝地区所开拓的中欧班列（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在国际国内的认同度很高，最近成渝地区携手开拓的经泸州、云南至缅甸皎漂港的国际大通道，更是着眼于国家的能源安全，这条通道绕开海上贸易马六甲通道，是为中国破解“马六甲困局”的一个有力举措。

而在国内，成渝地区正在持续加强的与西部各省区市的通道联系，也是在为中国畅通经济大动脉。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例，这条通道作为国际通道的同时，也便利了西部各省区市的联系，为在西部形成更高效能的省际分工体系打下了基础，西部成为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连接枢纽。

3.务“人才聚集”“要素聚集”这个千年大本，为全球经济提供增量发展的新动能。成渝地区是西部人口承载力、人才承载力最高的区域，既是农业主产区，也是先进生产力密集布局的区域，整个成渝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提升很快。这为成渝地区将来吸引更多人口和人才，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资源来聚集技术、产业、资金等其他要素，并以优越的禀赋条件来为培育更多的中产阶层、推动人口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京东超级体验店

“双循环”说到底还是要“正循环”“良性循环”，沟通陆海、联动内外的成渝地区正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良性循环做出贡献。比如成渝地区正在崛起的消费品工业、生活服务业，以及未来接近一亿人口的大市场，正持续性地在为内循环优化供给侧、夯实消费侧，同时正以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全球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增量市场和发展新动能。比如两江新区正在两路寸滩进行的保税商圈建设，就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促进把消费留在国内，同时让全球共享成渝地区的消费市场红利，这是服务“双循环”、助力“双城圈”建设的有力举措。

发展起来的成渝地区，正使得“双城经济圈”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日益扩大，对“双循环”的助力作用越来越强，为中国应对目前的高风险国际政治环境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