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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的艰难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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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的艰难和无奈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盟超

  一位村干部说,过去40多天,自己的心情在坐过山车。

  最初是高兴的。春节前一周,外出务工者陆续开车返乡,狭窄的村道拥挤起来。他不自觉地笑,觉得这两年的扶贫有了成果。

  很快就笑不出了。到腊月廿九,街道上突然没人影了,“比平时还冷清。”

  举国安静时,农村有它的“高光时刻”:地方“硬核”封村、封路确实拦住了病毒,地广人稀的农村更安全,“还是老家好”。

  如今,花开了,春耕要开始了。老人们重新坐到村口晒太阳;村民追问起干部,“啥时候彻底恢复?”

  高兴没几天,新问题纷至沓来。

  陕西的一位驻村干部动员村民去江苏南通务工,安排免费包机,全村没一人报名,人们想回原来的城市打工。

  在云南,一位干部在深夜接到电话,来电者是他组织去浙江某县集体务工的老乡。到达时下着雨,一度没人来接,不少人淋湿了;后来当地告知:需求对接出了问题,暂时没岗位,只能先在宾馆待着。

  吉林白城的一名村支书,最近几天不敢错过一通电话。村里80吨大蒜滞销了,他将自己的手机号发到网上,不止一次满怀期待地接起来电,对方问:能不能发10斤?

  1

  被通知要挨家挨户登门排查时,云南昭通的驻村干部孙雄和同事都还没准备好口罩。直到现在,孙雄一个口罩戴两三天,“基本还够用。”

  各村道路间的卡点很快设置起来。山区下了很大的雪,帐篷几天后才到位。孙雄记得,有个卡点挨着民宅,大门外有个炉子。年纪大的干部撑不住,就蹲在人家门口蹭暖气。

  河北邢台的一位驻村干部回忆,他们一开始只封了主路,上面工作组来检查,说田间小道也能走人。人手不足,他只能向村民讨铁丝,把路拦上。后来领导又来暗访,发现一些关卡没有额温枪。只用水银温度计,人一多,测量不及,便有疏漏,又被“从严整改”。

  在湖北恩施,某村的第一书记丁锐已经40多天没回家了,常工作到夜里11点后。除了常规的排查、巡逻、报表、守卡,村里70多岁的老人痛风以及产妇临盆,都要照顾着送过关卡。村民需要的日用品,干部们每三天一次,集中去城里采买。

  夜里,丁锐和同事打着手电在村里巡查,看到10点后还亮灯的家庭,要敲门去问,担心聚餐和赌博。但过去一个月,遇到最多的是家庭矛盾。有夫妻俩吵架,闹到双方亲友都赶来了。民警介入后发现,起因就是不能复工,车贷房贷都堆在眼前,女人嫌男人“没出息”。

  “大家都在家憋太久了。”丁锐说。

  同样是湖北恩施,另一村的支部书记覃章伟夜里时常开车到乡道上巡逻。有村民执着于探亲,趁着夜色赶山路,想溜过关卡。夜晚的山里很黑,车灯能照到很远。有人被发现了,便下意识地滚到路边,要么往附近的田里跑。春节以来,他自己就拦下了四五拨儿人。

  “提心吊胆,我好累。”

  覃章伟说,他尽力了,可总担心有地方没顾及到。万一有人感染,自己就有责任。

  孙雄拿着铁路部门反馈的“武汉返回人员名单”挨家核实时,总有村民不承认,毕竟要居家隔离14天。最后的招数是“吓”:你们返回时乘坐的车上发现了疑似病例,很危险。

  正月十五后,孙雄所在乡镇的关卡撤掉了,老百姓可以买菜、就医。走亲访友的人也多起来。头几日,镇里每天收到四五起报告——又有人跑到外地返乡,隔离期未满的人家串门。

  办法只有一个:也隔离14天。只是每一户人家隔离,要搭上3个工作人员:村医,监督员,还有个送菜的,“行政资源占用了太多。”

  到了3月,工作主题开始由“严防严控”变成“复工复产”。孙雄和同事们接到了新任务。全镇登记了大约5000名返乡劳动力,要督促4000余人最近外出务工。

  截至目前,孙雄所在的山区乡镇,还有大约一半务工者没有外出。

  “难啊。”孙雄在电话里苦笑。

 湖北恩施某村村干部在雪天前往村民家为其测量体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湖北恩施某村村干部在雪天前往村民家为其测量体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

  江勇(化名)和几十位老乡从云南山区来到东部某县,搭乘的是两地间组织的“点对点”务工大巴。30多小时的车程,他只吃了两碗泡面。但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他一度感到期待。

  山区里流传的招工海报上,他将要进入的这家电子厂设备非常现代。村干部发放的资料显示,保底工资5000-6500元,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干满3个月,还有1200元的稳岗补贴。出发时,本市一位副区长亲自将他们送上车。这一切让他安心。

  到达是凌晨5点多,一群人被放在住宿区门口。将近3小时后,有人开车过来,自称是中介公司的。江勇等人进到宿舍,心凉了半截:屋里堆满垃圾,厕所也堵了。

  他们和厂里的老员工打听,干满3个月,奖金应该是4000元。有人猜测,中介从中抽成,便不想干了。比如江勇,他打算另寻工作。还有些老乡的身份证在中介那里,说是想要离开,得补交750元路费。

  江勇老家的一位乡镇干部向记者证实了此事。“任务重,时间紧。”这位干部解释,“很大程度是政府和企业间对接没弄好。有些信息没核实。企业夸了海口,政府就信了。”

  对于湖北恩施的丁锐,为难之处在于,越来越多村民想复工了。“再坚持十几天。”这是最近挂在嘴边的话。周边很久没出现病例了,追问“何时恢复”的人越来越多。

  孙雄所在的镇,聚集打牌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他们去处理时,遇到的反驳都相似:你们关卡也撤了,还鼓励复工,咋就不让打牌?

  春节后,邢台农村的部分小卖铺、诊所先被允许每天开放几小时,维持民生。同行们旋即到镇里问:他们能开,我们咋不能开?

  “做生意的,不少都着急了。”邢台那位驻村干部说。

  这其中,种养殖户恐怕尤为心急。在浙江杭州,2万株滞销兰花开出了低于五折的售价;福建平潭一户农民的700亩大葱,到4月就会烂掉。河北邯郸的一位村支书自费3.5万元,买光了全村滞销的鸡蛋,再发给孤寡老人。

  有电商从业者此前接受采访时总结,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严重,原因大概三点:一是农贸交易中心等关闭,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渠道几乎停转;二是防疫期间道路封闭,物流困难;三是因为停工,打包发货所需的纸箱、人工等短缺。

  在吉林白城的东风村,20余户农民家总共滞销了80吨大蒜。党支书班立平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物流运输,往年热络的外经销商目前都没来。

  这位焦虑的书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到了网上,这几天接了30多个电话。有两家超市来电,听说村里品种和山东大蒜不同,蒜瓣小,更适合发蒜苗、做蒜蓉,便没了兴趣。有人要买三五百斤,开着车过来,班立平带着他们在村里转。安静的街上很快涌出滞销的农户,“咋地,书记,来人了?”

  再过一个月,蒜就要烂掉了。好消息是,道路管制正逐渐放宽,有客商开始来电咨询。东风村现在要和时间赛跑。班立平琢磨,今年哪怕便宜些,村民不赔本就行。

  孙雄的镇上,村里的大喇叭最近整天喊“恢复生产”,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劝说。

  难解的问题在于,务工者们并不愿轻易更换工作地点。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发来的用工需求都很多,动辄要几百人。可村民大多还想继续节前的工作,都等着老板复工的通知。那里有朋友和人脉,有熟悉的生活。

  “何况,一个人原本做机械,已经是熟练技工,现在让他做电子,重新学,万一不擅长呢?他会觉得自己在冒风险。” 孙雄说。

  春种也开始了。倘若没有疫情,大家年后返工,家里的地留给老人种。可现在,不少青壮年还在家,想着不让老人吃苦,索性把地种完再走。

  孙雄最“恨铁不成钢”的,是待久了有了惰性的人,说不出门了,在家搞种养殖。孙雄提起养殖注意事项,对方一问三不知,明显在敷衍。

  河北邢台的那位驻村干部说,他的镇里条件好,复工压力不大。附近有很多工厂,村民就近务工,进出村时量下体温就行,大半都上班了。

  陕西某村的工作队长则告诉记者,村委办公室的桌子上,现在铺满了江浙地区的招工海报,可县里的务工者以往主要流向西安、陕北和新疆,这些地区不少企业还没营业。

  3

  生活总要继续。孙雄发现,最近交通、购物还不太方便,村里便有四五户村民,开着小货车,到镇上批发果蔬,拉回村里卖。

  对这些悄然萌发起的新生意,干部们也考虑过,要不要干预,最后都觉得算了。它们不太合规,但的确方便了老人;经营者都是本村村民,比起每家每户去到很远的镇上采买,似乎也更安全。

  在陕西,那位工作队长的村子正空前热闹。因疫情还未返工的年轻人并没闲着,同村人间互相帮衬,不少家修起了房。村里一批住宅都是前几年脱贫攻坚时建的,制式要合规,面积并不大。这些年,好多人家赚到了钱,陆续买了水泥沙子堆在家里。春节期间不得出门,一家人都挤在15平方米的厨房里烤火,扩建的心便更甚。

  村里目前规定,干活儿时必须戴口罩,吃饭不能围一起。干部们不时去盯一下,工作队长说,看在眼里挺高兴。往年这时,村里年轻人早都走了,现在反倒有了些过年般的人气儿。

  湖北的春耕季也到了。覃章伟几乎每天开车去一趟镇里,帮村民交水费、电费,去肉店切肉,再买老人的药和孩子们用的文具。新的任务是,统计各家春种用的农资,由镇里农技站统一配送。在他的村庄,2020年,种子终归如期播下了。

  孙雄记得,春节期间,有天下大雪,他在关卡执勤。那天他没带水壶,口渴到不行,便随口嘟囔了下。在场的一位老大爷,腿有些瘸,啥都没说,转头往家走。孙雄也没注意,没想20分钟后,老人从家里打了杯热水,又一瘸一拐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总要有口水喝。”

  江勇老家的那位乡镇干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于老乡们务工时的遭遇,最强烈的感受是“心疼”,“他们信任我们才去,我们也真想帮他们。”

  江勇和妻子节前在昆明务工。他们在那里租了一整间房子,有家一样的生活。他们最近在老家盖房,欠了一笔钱,觉得东部的收入更高。他想核实新工作的信息,其实心安了,就没事了,但一直没等来东部县城的政府人员。好消息是,乡劳保所的所长要来帮他们了。

  老家的干部说了,从此以后,集体务工的每一批人,都由政府派专人送到,安顿好后,工作人员再返回。

  很多时候,帮助展现出了用处。在湖南邵阳,政府为一家滞销了3万斤鹌鹑蛋的养殖场安排了媒体拍摄。短片发出后,滞销了1个月的蛋,2天就卖完了。心有余悸的老板娘说:谢谢,谢谢,20万元的货,我们差点就垮了。

  湖北黄州的一位农妇有着罹患重度精神病的孩子,丈夫意外摔死后,她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并最终成了“脱贫能手”。但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她又多了3万枚卖不出去的柴鸡蛋,足以将她拖回深渊。

  负责帮扶的村官编辑了网络求助信息,发出后7个小时,黄州人买光了她的鸡蛋。货物交接时,农妇几乎说不出话。当天晚上,那名村官用了2个小时,给全城每一位买鸡蛋的人发送了感恩的短信。

  丁锐在等着湖北解禁那一天。对于接下来的工作,他并不太担心。站在田间,看着三三两两的人已经在自家地里劳作,他还是相信,这个冬天都熬过了,一切总会好起来的。